欧元二十年

2019年是欧元诞生二十周年。毋庸置疑，欧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问题同样显著。这些成就与问题将共同塑造欧元区的未来。

在笔者看来，欧元至少取得了三大成就。

一是将几十年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固定化、制度化，使之成为不可逆的进程。众所周知，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署以来，欧洲民主国家之间就战火绵延。二战之后，欧洲大国形成了推动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共识，部分国家在经历了煤钢同盟、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等阶段之后，达成了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共同使用欧元的协议。欧元的使用最终把欧元区各国用货币捆绑在一起，从理论上使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基本消除了欧洲大国之间重燃战火的可能性。

二是在美国、日本、中国等非欧大国陆续崛起的背景下，使欧洲国家在单个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德国、法国等曾经的世界领袖国家均意识到，要保证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与领导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一个例证是，尽管美国在IMF的份额与投票权均位列第一，但欧元区国家加总起来的份额与投票权均超过美国，在事实上拥有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

三是欧元作为在民族国家之上创设超主权货币的伟大实践，是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方向的有益探索。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在商品、资金、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区域，尤其对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而言，放弃主权货币而使用单一货币是利大于弊的选择。第二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进一步认为，即使成员国之间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不相同，使用相同货币也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周期与结构方面越来越相似。换言之，欧元与SDR类似，都属于创设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重要尝试，这也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方向。

至于欧元的问题，主要还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说1999—2008年是欧元区的蜜月期，那么欧债危机爆发的2010年前后，则意味着欧元区进入了磨合与停滞期。而欧债危机的爆发，至少暴露出欧元区在制度设计方面的两大缺陷。

一是当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面临不同的经济周期时，外围国家丧失了进行逆周期调整的货币政策工具；而财政联盟的缺失，则使中心国家不能对外围国家进行足够的转移支付，从而会加剧外围国家面临的负面冲击。如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掌控着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德国担忧会加剧自身通胀压力，使得欧元区并未出台对南欧国家有利的货币政策；同时，德、法两国本应对南欧国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但其国内的政治压力则堵塞了转移支付的渠道。

二是欧元区内部缺乏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机制，导致失衡愈演愈烈。德国、荷兰等国经常账户顺差显著，而南欧国家则普遍面临经常账户逆差，但欧元区却缺乏纠正成员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机制，尤其对德国这样的顺差国缺少约束机制。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既意味着资源错配，也会加剧逆差国的债务负担，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笔者认为，未来欧元区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欧元区收缩的可能性。对此，欧元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内部整合，包括创建跨国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尽管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小）、促进各种要素在欧元区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约束欧元区内的经常账户失衡等。由于整合过程是痛苦的，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且英国脱欧还可能会助推欧元区“缩水”，但边缘国家的退出也会提高欧元区内剩余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即使欧元区未来可能缩小，但欧元不会消失。这也意味着，欧洲货币的一体化更可能是在螺旋式上升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