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文】橋水達裏奧最新：世界秩序是迴圈的永動機

導語

達裏奧先生在12月1日發佈在linkedin的文章《The Archetypical Cycle ofInternal Order and Disorder》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重點論述了國內秩序演變的永恆普遍的驅動因素，從理論與歷史的雙重視角來理解美國國內經濟政治運行的未來趨勢。

當前美國國內不同階層訴求差異較大，民粹主義興起，在日益複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下，拜登先生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未來民主黨如何平衡國內各階層、國際各盟友、全球各大國的利益，對未來全球經濟運行和資產價格表現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如何管理自身的債務週期，2021年是否啟動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畫，美元是長週期走弱，還是強勢週期的一次調整，這都是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達裏奧先生作為知名的美國投資家，其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思考，為我們國內投資者理解美國經濟與政治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一、摘要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是他們取得成果的主要驅動因素。在國家內部，有一些制度或“秩序”來管理人們之間的行為方式，這些系統以及在其中運行的人員的實際行為都會產生一定的結果。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我們將探討永恆的普遍因果關係，這些因果關係塑造著人類的內部秩序以及驅動秩序與混亂的相互轉化。

現在，我們看到世界上許多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出現了日益嚴重的混亂情況。我想把這種混亂放在本書的討論中，所以我做了這些在本章節所要分享的研究。因為美國如何應對當下的混亂將對美國人，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大多數經濟體和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在這兩章中，我將重點更多地放在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上，儘管我會在其他章節中探討其他領先國家。如同先前所述的推動帝國興衰的週期一樣，下圖以簡化的方式顯示了美國在這個典型週期中所處的位置。目前美國處於財務狀況不佳，衝突加劇的階段。通常，這個階段是在支出和債務大量過剩，財富和政治鴻溝擴大之後以及發生革命和內戰之前。美國正處於這樣一個轉捩點，它可能會從可控制的內部緊張局勢轉向不可控的革命和/或內戰。需要明確的是，我並不是說美國或其他國家將要不可避免地走這種道路。但是現在需要瞭解和關注標記一些特別重要的節點和標誌，以便瞭解未來的所有可能性。在本章中，我將借鑒類似歷史案例的經驗教訓來探索這些標記。因為這個主題非常重要，因此我想用足夠的篇幅保證論述的完整性，因此這部分內容長達40頁，將其分為兩章：第8章是“秩序與混亂的典型週期”，第9章是“深度挖掘內部週期的六個階段：以美國為例”。請記住：如果您想快速完成此閱讀，則可以閱讀以粗體顯示的重點內容。主要觀點和原則以粗斜體表示。

一、背景

如您所知，我的研究是基於三種互相關聯的驅動力量，這三種力量自1930-45年以來對誰擁有多少財富和權力產生了最大影響。它們是：1）巨大的債務，貨幣和經濟週期；2）秩序/混亂的內部大週期（由財富，價值和政治差距造成）；3）和平與戰爭的大外部週期（由崛起的大國-----最重要的是中國，挑戰世界領先的大國美國）引起。[1] ]由於我已經在第2章和第3章介紹了1）大債務/貨幣/經濟週期，以及在第5章至第7章講了3）對外關係的大週期（尤其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週期），因此我現在將重點介紹2）秩序/無序的大內部迴圈。內部秩序大循環是最重要的迴圈，因為人們在國家內部的互動方式對國家實力和人民福祉的影響要比人與國家在國際上的互動方式產生更大的影響。因為我想知道當下情況和政策與過去的區別，所以我想瞭解我們在週期中所處的位置演化路徑。顯然，最近內部秩序的運動已朝著更大的混亂（尤其是在美國）發展，即人們和政客之間的對立狀態比我過去71年中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而這些為財富而進行的鬥爭和權力變得更加惡毒。這使我研究了歷史上類似的時代。現在，您知道我的方法了。它如同博士學習—--通過我50年的職業生涯中作為全球宏觀投資者遇到許多案例，以及自己研究的許多歷史案例。研究許多案例有助於我理解推動其進展的因果順序。我通過經驗、與知名專家交談、閱讀優秀書籍以及挖掘統計數據和檔案來定性和定量地研究它們。從中學到的知識可以獲得對事物發展變化典型週期的直觀印象。以此為基礎，我研究了與該典型週期的不同變種以試圖解釋它們。然後，我將這些模型納入一套“演算法”體系，以監視與原型相關的狀況並幫助我根據它們做出決策。我會將這個過程貫穿終身，所以您正在閱讀的內容是一個“正在開發版本”。為了看到這張不斷變化的控制財富和權力的系統/命令以及管理它們的永恆和普遍原則的圖景，我不得不把很多零碎的東西放在一起，因為歷史通常是零碎的，而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又是如此的龐大以至於無法整體研究和消化。由於它的巨大性，我懷著雄心壯志，試圖很好地理解過去世界500年和西元600年左右中國唐朝至今的歷史，還大致瞭解一些更早的時代的歷史。我專注於大趨勢，最重要的因果關係以及最重要的原則，這些原則對我現在和將來都有很大幫助。儘管我當然不是所有歷史領域的專家，但通過對它的審視，可以將內部秩序和無序的週期以及變化的主要原因清晰地展現出來，並為我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內容來瞭解我們的處境和現狀，以及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通過這一學習過程，我看到了國家如何像其他生物一樣具有明確的生命週期。我看到了內部秩序的變化（即國家內部治理的系統）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即全球權力管理的系統）如何以相似且相互聯繫日益緊密的方式在各地無處不在地發生。我看到許多相互關聯的案例一起發展，這有助於我瞭解控制它們的模式，並根據我所學到的知識來想像未來。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不斷爭奪財富和權力的過程如何產生了不斷發展的1）內部系統/秩序和2）外部系統/秩序，並看到這些內部和外部秩序如何與整個事物（即世界）相互影響。世界秩序就像永動機一樣，由基本相同的原因而不斷重複著同樣的事情。我看到，在大多數國家，人們如何努力創造、獲取和分配財富和權力是有史以來影響大多數人的最大的事情，儘管他們也在其他事情上掙扎——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和宗教。我看到這些努力是永恆且普遍的，這些努力對人們生活各個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從稅收、經濟，到人們是如何在繁榮與蕭條、和平與戰爭時期相處的，再到它們是如何以週期性的方式展開的，就像潮水漲落一樣。我看到，當這些努力以健康競爭的形式出現時，競爭會鼓勵人們將精力投入到有生產力的活動中，創造富有成效的內部秩序和繁榮的時代，而當這些能量以破壞性的內部鬥爭的形式出現時，它們就會導致內部混亂和痛苦的困難時期。我明白了為什麼在生產性秩序和破壞性混亂之間的搖擺通常是由邏輯因果關係驅動迴圈發展的，並且它們在所有國家發生的原因幾乎是一樣的。我發現，那些成功的國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各種關鍵力量彙聚在一起，共同創造了成功；而失敗是因為這些力量消失了。我還看到，在一個漫長的週期中，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已經成為常態，沒有例外——在一個世紀裏，一個國家沒有至少一次繁榮/和諧/繁榮時期和一次蕭條/內戰/革命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們應該期待兩個極端都有。然而，我看到了大多數人是怎麼想的，現在仍然是這樣想的，很難相信他們會經歷一個與他們所經歷的相反而不是相似的時期。這是因為真正大的繁榮時期和真正大的蕭條/革命時期一生中只會出現一次，而一生一次的經歷自然會讓人感到驚訝……並且因為偉大時代和糟糕時代之間往往相距遙遠，我們遇到的未來更可能與我們現在所擁有和未來所期待的相反，而不是相似。例如，我的父親和大多數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的同齡人（這是20年代的債務激增導致的）從來沒有想像過二戰後的經濟繁榮，因為它與他們過去所經歷的是相反而不是相似的。鑒於這些經歷，我理解為什麼他們不會考慮借錢或把辛苦賺來的積蓄投入股市，所以他們錯過了從繁榮中獲利是可以理解的。同樣，我也能理解為什麼幾十年後，那些只經歷過債務融資的繁榮、從未經歷過蕭條和戰爭的人會大量借錢進行投機，並認為蕭條和戰爭是不可能的。貨幣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貨幣曾經是“硬的”（即與黃金掛鉤），直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將貨幣變成“軟的”（即法定貨幣體系），以適應借貸和防止實體破產。因此，大多數人現在認為，他們應該借更多的錢，儘管從歷史上看，借錢和舉債的繁榮曾導致蕭條和內戰。我開始相信，儘管歷史的教訓和警告是顯而易見的，但大多數人卻不去尋找，因為大多數人從他們的經歷中學習，而一個人的一生太短暫，無法給予他們所需的教訓和警告。在這一章中，我將與你分享我從自己的經歷和探索中學到的教訓和警告。請記住，雖然我盡力做到盡可能準確，但我不確定我的觀點是否正確，所以我只是簡單地展示一下我對事物的看法，以便你們自己評估。為了做到這一點，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將向你介紹我認為的關於國內秩序從一組條件轉為下一組套件的永恆和普遍的原則。在我看來，在任何時候，都有兩種情況：1）現有的一組條件，包括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和2）導致這些情況變化的永恆和普遍的力量。相對於2)產生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大多數人往往過於關注1)存在著什麼。我想做相反的事情，因為理解產生變化的永恆和普遍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我將分兩部分進行探索。在這一章中，我將集中討論產生這些變化的永恆和普遍的力量——包括它們背後永恆和普遍的驅動因素和典型週期的六個階段——並且在第9章我將更深入地探討這六個階段，並著眼於美國在這個背景下所處的位置。

二、產生內部秩序變化的永恆和普遍力量

我認為以下四個永恆而普遍的動力是推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

3.1財富和權力階級鬥爭動態

只要有歷史記載，幾乎在所有社會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口（“統治階級”或“精英”）控制著大多數財富和權力（儘管比例有所不同）。[2]自然而然地，那些從這個系統中受益和控制的人大體上喜歡這個系統，並相互合作以維護該系統。因為那些富有者可以影響當權者，而那些當權者同樣可以影響那些富有者，所以這些統治階級或精英階層之間有著同盟關係，他們希望每個人都遵守它的規則和法律，即使這個制度加大了有權力和財富的人與沒有權力和財富的人之間的差距。因此，所有的內部秩序都是由特定階層的人來管理的，這些人擁有財富和權力，並以一種共生的關係來維持秩序。儘管為了不破壞對他們有利的秩序而結盟，但這些精英們一直在為財富和權力而相互爭鬥，也與那些想要財富和權力的非精英們爭鬥。當形勢好的時候並且大多數人都富裕起來，鬥爭就少了; 當情況不好時，鬥爭就更糟。當情況對很大一部分人來說非常不利的時候，比如，有無法解決的債務危機，不景氣的經濟，一個非常不好的自然行為——結果是痛苦、壓迫和鬥爭，通常導致革命和/或內戰。正如亞裏士多德很久以前說過的：“窮人和富人互相爭鬥，無論哪一方得到了好處，都不是建立一個公正或受歡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上的優越地位視為勝利的獎品。” [3] 一般而言，大週期會隨著和平時期和生產率提高時期的到來而到來，這些時期的財富會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長，這導致極少一部分人口獲得並控制了非常大比例的財富和權力，然後變得過度擴張，然後便遇到了困難時期。這使最貧窮和缺少權力的人受到的傷害最大，從而導致衝突並由此產生革命和/或內戰，一系列結束後，就會導向新秩序的產生，週期又重新開始。驅動這些迴圈的是人類的天性。因為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所以面對相似情況時世界各地的人們往往會以相似的處理方式，這就是我們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將探討的永恆而普遍的因果關係。 我們開始探討它們如何影響不斷變化的內部秩序。 縱觀歷史，在所有國家，擁有財富的人都是擁有財富生產手段的人，為了維持財富，他們與有權制定和執行規則的人一起工作。這種情況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都有類似的發生。雖然一直都是這樣，但它的確切形式已經演變，並將繼續演變。例如，在13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當時農業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大多數人認為君權神授。世界各地的內部秩序都是類似的，甚至在從未有過任何聯繫的國家也是一樣的。統治階級或精英組成1)君主統治，與2)貴族聯合，貴族控制著生產資料（當時資本是農業土地），並且/或者與3）軍隊聯合。工人被視為生產工具的一部分，使土地具有生產力，為統治階級精英創造財富；他們對如何執行命令幾乎沒有發言權。相互之間很少或沒有聯繫的社會以相似的方式發展，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情況要處理，因為他們的決策本質是相似的。例如，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歐洲、中國和大多數國家都有君主和貴族作為統治階級，但他們又有點不同，因為在歐洲，教會也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在日本，君主（天皇和大臣）、軍隊和商界（商人和工匠）是統治精英。世界各地的君主都需要人為他們管理日常事務。他們負責監督官僚機構的人員，這些官僚人員承擔各種具體的治理工作。在各個國家，一直都有，而且現在仍然有不同級別的治理，包括國家一級、州/省一級、直轄市一級、市一級等等。它們之間存在著永恆而普遍的運作和互動方式，這些方式過去，現在仍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這種治理體系（即秩序）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差異相對較小，並且它們都由專業官僚階層以類似的方式維持，從服務於統治者的大臣，到完成具體任務的基層官僚，都按照一套相對成熟的體系來運行。今天所存在的只是這些永恆而普遍的互動方式自然進化的結果，加上它們自身的文化味道。例如，幫助君主的大臣們的角色演變成了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的首相/總理和其他大臣（儘管在美國他們被稱為“國務卿”）。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系統在財富和權力的鬥爭中以合乎邏輯的方式進化和演變。比如，在1200年左右，英格蘭發生了一場財富和權力的鬥爭。最初，鬥爭漸進演變，然後突然演變成了貴族和君主之間的內戰，這些演變的過程：一開始都是逐漸的，然後突然的爆發。和大多數的鬥爭一樣，這場鬥爭的焦點是錢，以及決定誰能得到多少錢的權力。約翰國王統治下的君主政體想要獲得更多的稅金而貴族們只願意提供更少的稅金。關於貴族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多少發言權無法達成共識，所以他們爆發了內戰。隨後貴族獲勝並獲得了制定規則的更大權力，這促成了他們最初所謂的“理事會”，很快就變成了第一個議會，慢慢演變成今天英國人擁有的議會。使這一協議正式成為法律的和平條約被稱為《大憲章》。像大多數法律一樣，《大憲章》與權力無關緊要，因此爆發了另一場內戰，貴族（一個階級）和君主（另一個階級）再次為財富和權力而戰。1225年，他們起草了新的《大憲章》，由當權者解釋和執行。幾十年後，戰鬥又開始了。在那場戰爭中，貴族切斷了對君主的納稅，這迫使君主（當時的亨利三世）屈服於貴族的要求。這些鬥爭不斷的進行導致秩序不斷的演變。快進到15，16和17世紀，我們能夠看到這個時候財富來源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因為全球探索和殖民主義（始於葡萄牙和西班牙），後來因為資本主義的誕生（即股票和債券）和節省勞動力的機器推動了工業革命（特別幫助了荷蘭和英國），使得那些受益於以上財富來源的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即幾個世紀以來財富和權利的轉移從a) 擁有土地的貴族（當時擁有財富）和君主（當時擁有政治權利）到，b) 資本家（在後期擁有財富）和民選代表或者獨裁的政府領導人（在後期擁有政治權力）。幾乎所有國家都發生了這樣的轉移，有些是和平的，但是大多是痛苦的。例如在法國17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國王與其他三個階層保持著權力平衡：1) 神職人員，2) 貴族，3) 平民。這幾個階層的代表擁有選票。前兩個階層只占人口的2%，他們擁有更多的選票，甚至和占人口98%的平民擁有相同數量的選票。他們稱這種基於三個階層的內部制度為舊政權（意味著舊秩序）。接下來幾乎在一夜之間法國發生了革命性改變，1789年5月5日，法國大革命爆發，第三階層平民受夠了現有的制度，推翻了所有其他階層，並奪取了權利。在當時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同樣的基本制度秩序盛行，即君主和貴族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擁有大量的財富和權利，直到突然間，內戰或革命導致舊秩序被不同的新秩序所替代。雖然管理這些階層鬥爭的統治秩序（即內部秩序）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但它們在不同國家的演變過程是相似的。例如，它們通過漸進的（改革）和突然的（內戰或革命）演變成現在存在於所有國家的秩序。我認為他們將繼續逐步和突然地發展，產生新的國家制度。雖然這些擁有財富和政治權利的階層在變化，但產生這些變化的過程一直到今天幾乎沒有改變。它們通過鬥爭發生，導致 a) 通過談判帶來和平的改革，和b) 通過內戰和革命帶來暴力的改革。和平的改革往往在週期的早期到來，而暴力的內戰和革命性的改革往往在週期的後期到來，這是有邏輯原因的，我們稍後會深入探討。階層鬥爭相對於個人鬥爭的重要性，我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我們，尤其是生活在美國這個“大熔爐”裏的人，往往更多地考慮個人鬥爭，而對階層鬥爭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直到我對歷史做了廣泛的研究，我才完全意識到它的重要性。我對歷史的研究讓我以一種我希望能傳達的方式來看待它。在所有國家，（儘管在不同程度上）人們都被定型並歸入“階層”之中，要麼是因為他們選擇和像他們一樣的人一起，要麼是因為這個群體之外的人把他們定型，權力就被分成了三個或四個階層。人們的階層決定了誰是盟友，誰是敵人。不管喜歡與否，人們都被歸入這些階層，因為所有人都有成見。雖然1) 富人和窮人，2) 左派和右派是最常見的大的階層差別，還有許多其他的差別，3) 種族，4) 民族，5) 宗教，6) 性別，7) 生活方式（例如自由或保守），和8) 地理位置（例如城市和鄉村）。一般來說，人們傾向於聚集在這些階層中，當經濟週期早期情況好的時候，這些階層之間會更和諧，而當情況不好的時候，他們之間會有更多的爭鬥。雖然我很高興美國是一個這些階層差別無足輕重的國家，但在美國人們的階層仍然很重要，而且在階層衝突加劇的緊張時期階層關係更為重要。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練習來幫助你更好地瞭解情況。假設大多數不了解你的人都把你看成是某個階層的人，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假設。現在想像一下別人對你的看法，看看下麵的列表問問自己你屬於哪個階層。在回答了這個問題後，問問你自己，下麵列出的階層中，你對哪一階層感到親密並希望其成為你的盟友。你不喜歡或視哪些階層為你的敵人？哪些是統治階層，哪些是要推翻統治階層的革命階層？哪些階層在上升期，哪些階層在衰落期？你可以考慮把這些寫下來並好好想想，因為在衝突更劇烈的時期，你所在的或被認為應該所處的階層，在決定你將支持誰和反對誰，你將做什麼，以及你將在哪里結束時會變得更加重要。1.富有還是貧窮？2.右派，左派，還是溫和派？3.種族？4.民族？5.宗教？6.性別？7.生活方式（例如自由派還是保守派）？8.地理位置（例如城市、郊區或鄉村）？直到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口，也就是來自這些階層中的少數人，擁有大部分的財富、權力和“精英”統治。於我而言很明顯的，a) 在多數國家，現在的資產階層擁有大多數的財富實力，b) 在民主國家，政治權力掌握在所有選擇投票的人的手中，而在獨裁國家，政治權利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些人是通過他們必須進行的某種選舉程式選出來的。[4] 所以，當前多數情況下，“統治階層”和“精英”監督著現在的內部秩序，儘管他們現在正受到抨擊，所以也許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例如，現在美國有一項大的運動，在商界和政界中，更加包容不同階層的成員。這些轉變可能是好的或者壞的，取決於它們是被和平還是暴力，是聰明還是愚蠢的處理。據我所學習的歷史，我看到一個永恆而普遍的真理，早在西元前500年左右的孔子時期，那些吸引廣泛的民眾，並基於他們的價值而不是特權給予其責任的團體，是最可持續性成功的，因為這些團體發現最優秀的人來很好地完成工作，擁有多樣化的觀點，他們被認為是最公平的，這有助於促進社會穩定。我認為，就像過去一樣，國家當前的內部秩序將繼續演變成不同的東西，通過不同階層之間的鬥爭分配財富和政治權力。因為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動態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密切關注哪些階層獲得、失去財富和權力（如人工智慧和資訊技術開發人員現在逐漸獲得財富和權力，以那些正在被這些技術所取代的人為代價），也要密切關注對這些變化的反應導致的週期變化。所以，在我看來，在一臺久經考驗的永動機的驅動下，一切都在以經典的方式改變著。這臺機器已經產生並正在產生不同的制度，比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專制政體、民主政體，以及這些制度的進化後代和混合體。它將產生新的內部秩序來分配財富和政治權力，政治權力極大影響我們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基於人們選擇如何與他人相處，也基於人性如何影響他們做出選擇。為了解釋我的意思，我現在想向你們展示一些更加永恆和普遍的驅動內部秩序變化的力量。在我研究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的過程中，我已經講了一些，如果對你來說有些多餘的話，我表示歉意。如上所述，推動國內環境變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如何相處，這主要是人性的一個機能。這些相互作用具有驅動它們的邏輯因果關係。下麵是一些最重要的因素。3.2權利的動態平衡任何關係的雙方都可以選擇他們將擁有什麼樣的關係，但他們必須達成一致。例如，他們可以選擇雙贏的合作-競爭關係或是雙輸的相互威脅的關係，選擇成為盟友還是敵人, 雖然這需要雙方採取行動來決定他們將擁有什麼樣的關係，然後巧妙地讓其運行良好。如果他們選擇一種雙贏的合作-競爭關係，他們必須考慮到什麼對另一個人來說是真正重要的，並試著給予他們，以換取他們的回報。在這種雙贏的關係中，他們可以在尊重和考慮的情況下進行艱難的談判，就像集市上兩個友好的商人或奧運會上兩個友好的隊伍一樣競爭。如果他們選擇了一種兩敗俱傷的相互威脅的關係，他們首先會考慮如何傷害對方，希望迫使對方進入恐懼的狀態，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這種雙輸關係中，他們會有更多破壞性的鬥爭，而不是富有成效的交流。雙贏的關係顯然比雙輸的關係好，但雙贏的關係通常很難實現，這就引出了囚徒困境。

當兩個相互競爭的實體擁有勢均力敵的權力時（包括摧毀對方的權力），除非雙方都非常信任對方，相信自己不會被對方傷害或殺害，否則發生殊死搏鬥的風險就會很高。在影響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方面都是如此。想像一下，你在和一個要麼與你合作，要麼毀滅你的人打交道，而你要麼與他合作，要麼毀滅他，你們都不確定對方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即使你和對手最好的選擇是合作，但邏輯上，你們應該在被對方毀滅之前先摧毀對方。這是因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也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摧毀你，儘管你知道在你摧毀他們之前摧毀你對他們有利。在博弈論中，處於這種位置被稱為“囚徒困境”。正因為如此，為了避免致命的戰爭，必須建立相互確保的保護機制，以避免對手可能對彼此造成的存在性傷害。建立利益交換和深度相互依賴可以加強良好的關係。因為a) 大多數戰爭發生時還不清楚哪一方是最強大的，因此結果是不確定的，b) 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和c) 輸掉戰爭是毀滅性的。他們是極其危險的，只有你有信心不會有不可接受的損失，你才能進入，所以你必須好好想想到底是什麼讓你為之奮戰到底。有時雙方存在的問題無法解決，戰爭（內部或外部)）是不可避免的。和平而不是戰爭的可能性，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遵守現有的規則，取決於當環境需要適應以避免戰爭時，雙方在適應時達成一致的意願，以及取決於雙方確定性毀滅的威脅。也就是說，這些因素越多，和平的機會就越大；這些因素越少，戰爭的機會就越大。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情況都是如此。例如，許多體制（例如, 現有的民主國家）的博弈規則限制了一方可以對對手能夠造成多大的傷害，以及造成傷害的方式。所以如果堅持這些規則, 他們之間的戰鬥就像兩個球隊，允許打敗對方，但不能摧毀對方。因此，戰敗的隊伍有可能重新獲得力量，重新開始戰鬥。然而，在現在的一些社會和歷史上的許多情況下，國內秩序的鬥爭是殊死搏鬥，因為勝利者想確保失敗者永遠下臺。歷史也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完全依靠制度，也不能完全相信有規則的人會遵守規則以及完全相信他們不會拋棄規則並進行殘酷的鬥爭。許多人確信規則和禮儀將會繼續進行和許多認為自己是安全的人，但是他們正遭受著驚人迅速的變化，這些變化讓他們失去了自由或生命（例如，1933-45年德國國內秩序的變化影響了猶太人，1949年中國的變化影響了資本家，1959年古巴的變化影響了大多數人)。人們也不能依賴遵守協議，因為環境會以無法預期的方式變化，所以希望獲得最佳結果的各方必須願意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改變它們。理想情況下，1)良好的規則和協議，2)持續存在的決心和靈活性，由此產生的良好關係能夠存在。然而，如果這些都不存在，一直存在的相互毀滅的威脅也可以維持和平。它是促進和平的強大力量，因為自我生存是最重要的基本需求。這些案例將我引向我的下一個原則，它基於人類如何互動的現實。擁有權力，尊重權力，明智地使用權力，離開而不是鬥爭。擁有權力是件好事，因為權力總是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這是因為，當事態嚴重時，那些有權執行自己對規章和法律的解釋或有權推翻規章和法律的人，就會得到他們想要的。使用權力的順序如下。當出現分歧時，雙方會先嘗試達成一致意見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首先訴諸於規則或法律。如果這不起作用，他們將嘗試使用他們一致遵守的協議/規則/法律。如果還不起作用，那些想要得到他們想要的人，將輕視尊重規則，選擇訴諸於權力。當一方訴諸武力，而爭端中的另一方還沒有受到足夠的威脅而屈服時，就會出現相對實力的較量，通常以戰爭的形式出現。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別人給你想要的東西——比如，欺負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相較於雙輸關係，雙贏關係會獲得更令人難以置信的回報，儘管它們並不總是能實現。當內外戰爭發生時，你將不得不決定你是參與還是逃離。拿不准的時候就離開。你總是可以逃離，但可能逃離不成。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盟友、敵人和戰爭是如何發展和結束的，以及一段又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是如何發展的。在研究了許多歷史並親自經歷了其中一小部分後，我看到了權力的動態平衡實際上是如何驅動幾乎所有權力爭奪的——例如：組織內部的辦公室政治，地方政治，塑造國內秩序的國內政治以及塑造國際秩序的國際政治。通過權力的動態平衡來形成盟友和敵人並進行戰爭是按照一系列步驟進行的：1）敵對雙方陣營內部各自結盟，使敵對雙方擁有大致相等的實力；2）雙方相互鬥爭，並且最終確定贏家與輸家；3）獲勝者內部為爭取控制權而鬥爭，直到某一方獲勝並鞏固了權力；4）然後，當權力明確建立並且再沒有某方願意同獲得權力統治地位的贏家進行對抗時，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期將會到來，通常也會產生更大的財富和權力差距，直到5）出現財富和權力差距，具有權力統治地位的一方走向衰弱，並且由於各種原因，新的財富和權力鬥爭導致上述過程重新出現。準確地說，這一進程就是這樣展開的，儘管進程展開的具體細節取決於這一進程所處時代下的社會秩序和人：A）同盟將會形成如果沒有大致相等的實力（例如，如果在美國，民主黨的實力比共和黨大得多，亦或反之），那麼實力更強的一方可能會利用並控制實力較弱的一方。為了削弱實力較強的一方，實力較弱的一方自然尋找其他勢力加入到反對實力較強一方的行列中，這樣他們整體上就能擁有與敵對方接近或更多的實力。如果以前實力較弱的一方整體上可以獲得比以前實力較強的一方更多的實力，那麼以前實力較強的一方將與其他勢力達成協議，與其結盟，以削弱敵對方的優勢。結果，擁有截然不同利益取向的盟友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正如老話講，“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動態自然導致雙方的實力趨於平衡。儘管各方被對抗共同的敵對方所束縛，這不應被誤解為他們的關係是緊密團結的。例如，在最近的選舉中，人們就可以看到這種實力的平衡。這就是為什麼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反對對方的鬥爭中獲得大致相等數量的支持者並變得幾乎同樣強大，但是同時各黨派內部的分歧又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某些派別想通過摧毀其他派別來控制整個政黨。這種生成聯盟-敵人的動態，發生在各種級別的關係下——從定義最重要的全球秩序的最重要的國際聯盟，到定義國內秩序的最重要的國內聯盟，再到各州內部的聯盟，到城市內部的聯盟，以及組織內部和個人之間。影響這些因素的最重要的改變是當世界因全球化而“縮小”時，結盟也變得更加全球化。在過去，全球化程度較低（例如，歐洲國家相互結盟並同其他歐洲國家作戰，亞洲國家亦是如此，等等），但是隨著世界由於交通和通訊條件的改善而變“小”、變得更加互聯互通時，全球性的聯盟得到了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兩個強大的對抗陣營，並且在未來將仍然存在。B）然後將出現決定贏家和輸家的對抗當雙方之間擁有大致接近的實力卻存在明顯的差異時，雙方通常會發生激烈的對抗。在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不會發生大規模對抗，因為實力較弱的一方同實力明顯較強的一方對抗是愚蠢的；而如果他們確實進行了對抗，那麼對抗也一定是小規模的。但是有些時候，當雙方的實力大致接近時，如果在試圖擊敗對方的過程中，對自己造成傷害的威脅大於你死我活式對抗所獲得的收益，則可能會發生僵持而不是大規模對抗。例如，當確實存在相互毀滅的可能時——例如，美國和蘇聯所面臨的破壞使他們無法真的拼個你死我活——僵持的可能遠大於戰爭。和平時期通常發生在各方實力不平等但實力較強的一方慷慨地照顧較弱的一方以便各方都感到高興的時候。儘管這些大規模對抗通常是暴力的，但只有當各方遵循非暴力的接觸規則來解決爭端，尤其是現存的爭端時，對抗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例如，在上次美國大選中，兩個政黨擁有大致相等的實力和不可調和的分歧，因此他們為爭取政治主導權而進行了激烈的爭奪，這將導致雙方按照《憲法》所規定的規則和平地進行鬥爭。但是，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則亦或當事方不遵守這些規則，那麼鬥爭將殘酷許多，甚至真的拼個你死我活。C）然後勝利者之間會發生鬥爭歷史向我們表明，在權力爭奪以共同的敵人落敗而告終時，那些曾經聯合起來對抗共同敵人的陣營通常會在內部為瓜分權力而鬥爭，而在落敗方中情況也是一樣，因為各陣營在計畫下一輪進攻。我稱此為權力動態平衡中的“清除”狀態。它總是在不斷發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和俄羅斯的內戰和革命。想理解這種典型的動態，就去看看一個政權剛剛取代另一政權時的歷史。例如，鑒於美國現在已經完成政治鬥爭階段（即：大選），並且隨著美國政治領導層（即：新總統）的更替運轉，我們現在應該將注意力轉向民主黨內部互相爭奪控制權。我們還應該注意共和黨各派之間如何為爭奪控制權而相互鬥爭。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看他們政黨中相對激進的陣營是否獲勝——這將使兩個政黨進一步對立，並為兩個更加極化的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更大規模衝突創造條件；或者兩黨中的溫和派獲勝並重新拉近兩黨距離。當新政權（即：獲勝的政權）上臺時，他們必須決定如何對待被擊敗的敵人——畢竟他們清楚，如果他們沒有被徹底擊垮，他們很有可能會恢復實力並繼續對抗。他們的所作所為將取決於體系和體系內的領導者。在美國系統以及常規的民主國家，規則允許失敗者保持不受傷害和不受約束，並允許他們試圖重新積攢實力並再次發起挑戰。在其他大多數體系下，失敗方會被各種方式消滅掉。D）然後會有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期，這將導致貧富差距和財富過剩歷史向我們表明，由於權力的動態平衡，最好的時代——即：和平與繁榮——通常發生在戰後，當領導權和權力結構被清晰地建立之後，在國家內部或國與國之間就沒有為爭取權力而進行的大規模對抗——因為存在實力明顯較強的一方保證實力較弱的一方過上好日子。E）然後衝突將會增加只要大多數人民都享受到和平與繁榮，也就是只有人民保持自律並富有生產力，和平與繁榮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但是，如前所述，和平與繁榮時期往往會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當繁榮褪去並且還有其他因素需要進行鬥爭時，衝突將會出現。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這些動態是人性的反映，這也正是為什麼它們是永恆而普遍的。接下來要提到的是推動迴圈的人性中一些其他重要的永恆而普遍的因素。3.3傾向於短期享受而非長期受益的動力大多數人強烈地傾向於短期的享受而不是長期的受益。這是這些週期的重要驅動因素。相較長期收益而偏愛短期享受自然會拉大週期的高峰和低谷。這發生在很多方面，最明顯的是造成債務的增長和蕭條的週期。儘管大多數人和組織都傾向於短期激勵而不是長期受益（這對他們造成了傷害），但對於政府而言尤其如此，因為這就是政治機制的運作方式，。更具體地說，a）政治家一直以來、並且以後也將會受到激勵去優先考慮短期內的工作，而非長期事務，b）他們不願意面對限制和困難的財務平衡（例如，花在軍方上進行“防禦”，或花費在社會工作的計畫上），而且c）要通過向人民徵稅來奪走金錢從政治上講是具有威脅性的。出於這些原因，從政治上來說，借貸和支出是合乎需要的，因為a）這允許政客提供更多服務而不必提高稅收；b）如果政府有印鈔權來保證兌付，放貸者將很願意向中央政府提供貸款，而不管政府背負多少債務。結果，政府逐步借貸和支出，直到這個過程被逆轉，使得它們不能再這樣做為止。當他們達到債務上限時，如果錢“很硬”（即，他們不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支出必須收縮到收入水準，因此需要削減預算和/或提高徵稅。這導致政治問題和許多其他問題。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被徵稅的人和那些所依賴的服務因成本削減而終止的人來說，這個地方變得不那麼宜居。那些擁有更多錢和更多選擇餘地的人會離開，從而產生了一種自我強化的掏空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即使增加稅收，稅收收入也會下降，而這種自我強化的下降迴圈一直持續到革命性的結構調整出現為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監控此過程的發生，這樣做很有價值。貨幣短缺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於是否可以印刷貨幣來填補這個缺口。無論哪種情況，人們都會遭受痛苦——只是他們遭受的痛苦有所不同。如果無法將這些錢印出來以償還債務（例如，債務以外幣計價），則會出現緊縮和債務問題。但是，當可以印鈔來償還債務時，就會印出超過償還債務所需的錢，並且它的價值將下降。這也是一種非常隱蔽的徵稅籌款方式，因此沒有人抱怨，這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吸引人。即使在那些通貨很硬的地方，他們也將通過按照第3章全面說明的方式放棄這些硬通貨來印鈔。但是，俗話說“沒有免費的午餐”。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債務和貨幣供應的增加使債務和貨幣貶值。儘管現在有很多關於如何在避免不利後果的情況下產生債務和金錢以進行更多支出的討論，但是不要相信它。去瞭解它運作的機制，這在第2章和第3章中進行了介紹。無論什麼情況下，只要還本付息的時間到了，人們都會遭受痛苦，這會加劇本來已經巨大的貧富差距，加劇衝突，而且週期通常以某種形式的革命性重組結束。因為長遠最終會變成當下，所以算總賬的日子最終會到來，並為每個人提供了較不利的選擇範圍。例如，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美國所面臨的情況使我們面臨的選擇範圍要小得多，如果之前做出決定的人將長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欲望放在首位，情況要好很多。人性有一個更普遍的重要方面，使這些迴圈變得比原本更加極端和痛苦。那就是…3.4沒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大多數人只是從他們自己曾經的經歷中汲取了教訓，而這些經驗教訓與他們將要有的經歷會截然不同。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是不夠的，從歷史中學習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之前解釋的那樣，由於大週期持續的時間長達一生或更長，因此人們會遇到的新事物對他們來說是新的。實際上，因為在這個漫長的週期的兩端，情況和環境不是相似而是相反（例如，和平/繁榮時期與戰爭/蕭條時期相反），所以人們一生中可能會面對的時期是與他們一生中遇到的相似之處相反。結果，除非他們能學到歷史教訓，否則他們通常對這些情景沒有應對能力。這使他們無法很好地處理週期，從而使週期的下跌幅度更大，而上漲幅度則過度。這就形成了它們的繁榮與蕭條性質。這四種力量與我們所繼承的環境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內部秩序、我們的行為、以及所得結果的變化的主要驅動力。

四、當下的情況和變化的力量如何共同產生國內秩序的變化，即機制如何運作

我發現最理想的視角是，將正在發生的事情看成是不斷發展的故事的當前情節，其中a）當前情況和b）衝擊這些情況的強大力量，共同使存在和將會存在的事物產生了變化，且以歷史上類似的時期為藍本。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每種秩序和在該秩序中的每一個團體都將根據自己的狀況來進行改變；觀察面臨不同情況的國家中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人將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行動，這是非常有幫助的。例如，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其選擇新領導者的方式，但在所有情況下，領導者都是由現有系統或體制（即現有秩序）和體制裏的人員選擇的，因此結果取決於他們的情況——它們之所以出現，是由於先前存在的體制以及塑造先前體制的先前存在的人員。例如，在美國體制中，總統是由以下人員選出的：1）憲法中規定的民主制度，以及2）今天在這個體制裏運作的人員，因此，體制的運行狀況同時取決於體制本身和它內部人員是怎樣的，這些都由它們先前的決定因素產生。由於現在處理體制的人員與處理同一體制的前幾代人不同，因此，基於人員的不同，我們應該期望產生與過去不同的結果。不承認這種差異和缺乏歷史觀點是不利的障礙。PS：一點建議[5] 對於您的情況，我想就如何獲得最佳結果提供以下兩項建議：

· 您個人和那些領導者都需要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在這些情況下存在的可能性範圍，以及在這些情況下如何做出決策以取得最佳可能結果具有現實的瞭解。因為您將要面對的情況將與您之前遇到的情況不同，所以您需要學習歷史中的教訓，並想像它們如何應用於處理您所面對的情況。您還需要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以執行可能需要做的事情，這些事情會超出了您當前可能的能力範圍。

· 如果您優先選擇遠期的效益而非當下的滿足，您將擁有更好的未來。

五、現在情況如何？

以下圖表是我之前展示過的，這些圖表有助於描繪出美國在債務、貨幣、財富與收入差距、政治差距在世界上的實力方面現狀。我不想偏離主題來說這些問題和它們的意義，只想說，第一張圖表表明，債務/貨幣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後面的兩張圖表顯示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財富和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到最大的，左邊的一個紅色標注反映出政治差距的大小是1900年左右以來最大的，右邊的一個紅色標注表明美國仍然是主導力量，但正在下降，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可比大國，我展示這些圖表只是想表達，現在存在的需要處理的情況與之前存在的情況不一樣，所以如果不考慮這些和其他情況就認為一切皆有可能，那是愚蠢的。最好把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放在歷史背景中，參照過去類似的時期。這就是下一節的內容。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描述我認為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的導致其興衰的六個階段。通過瞭解不同國家所處的階段，通過觀察它們的症狀可以確定它們存在的可能性範圍。

注釋

[1] 雖然自然行為（特別是疾病和氣候事件）和技術變化是另外兩個一直具有重大影響並有望在未來產生更大影響的兩大力量，但它們的直接影響將更小，我現在沒有足夠的帶寬來深入研究它們。[2] 例如，在上個世紀，美國前1%的人的財富份額從20世紀20年代的接近50%到70年代末的略高於20%；在英國，從1900年的70%到80年代的15%左右，到目前的35%左右（來自世界不平等資料庫的數據）。這種不平等的轉變至少可以追溯到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正如沃爾特·舍德爾在《偉大的平等者》中所描述的那樣。[3] 亞裏士多德，《政治學》第4.11節（斯蒂芬·埃弗森譯）[4] 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專制的人最終不會向人民報告，因為人民最終可以推翻政府。[5] 實際上，我正在為我的孫子們寫這條建議，這樣他們長大了，我不在這裏時，他們就能得到。[6] 資料來源：世界不平等資料庫[7] 資料來源：世界不平等資料庫[8] 基於voteview.com網站